彼得•多伊格——在南北半球“游牧”的传奇艺术家

2024-05-26 23:23:45

　　彼得•多伊格——在南北半球“游牧”的传奇艺术家近日，苏格兰传奇画家彼得•多伊格(PeterDoig)的展览《世纪的反思》正在奥赛博物馆展出，这是他15年来在巴黎举办的首次个展，展期将延续至2024年1月21日。展出作品有多伊格在特立尼达生活的二十年里创作的精选画作。观众将看到一组令人渴望的加勒比海记忆快照，其展示规模比艺术家在今年上半年在伦敦考陶德画廊举办的展览更广泛。

　　多伊格已经是当今最具知名度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在世界各地频繁展出。其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多伊格善于将自身复杂的体验与150年以来西方多元的视觉经验巧妙融合，转化为一种神奇的视觉经验。他的早期作品明显有爱德华•蒙克（EdvardMunch）保罗•高更（PaulGauguin）克里姆特(Gustav Klimt )等老大师的影子，同时又受到影像艺术、涂鸦艺术、芝加哥学派和拼贴艺术等多重影响。

　　多伊格经常使用报纸剪报、电影剧照和日本滑雪手册等来源中汲取灵感，作为他绘画的基础。他对资料来源进行了如此多的改造，以至于原作被压制在一种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徘徊的视觉中，结果是一种根植于矛盾心理的模糊叙述。现任佳士得拍卖行的弗朗西斯•奥特雷德这样评价他：“当绘画重新回归时尚时，他一直是绘画的旗手。他的作品是非常商业化的物品，非常传统、非常浪漫，而且极其复杂。”

　　多伊格的艺术风格来源于复杂的经历，他说自己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在所有地方都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他经常穿梭在英国、加拿大和特立尼达三个截然不同国家。源于居住者与局外人的双重目光使得他笔下的阿尔卑斯山、加拿大神秘的冰原、伦敦的运河和特立尼达的热带风景总带有某种既亲切又疏离的氛围。

　　多伊格在很小的年纪就随父母在英国、加拿大和特立尼达三个国家生活。多伊格还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叛逆少年，当他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初期，还被学校部分老师和同学嘲讽绘画能力不足。毕业后，他也做过化妆师、工人和设计师等职业，但也许正是因为他身处欧洲、北美洲和中美洲，热带与寒带、城市与乡村种种复杂而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促使他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和广泛的社会经验，他对于事物有超出常人的直觉力和想象力，再上在英国自由而深厚的艺术氛围，80年代以来西方具象艺术的回潮，多种原因促使他之后的职业生涯进入了快速通道。

　　1959年，多伊格出生于爱丁堡，他是家中长子，父亲是一位苏格兰会计师，母亲在剧院工作。三年后，全家搬到了特立尼达。多伊格对特立尼达只有很少的童年记忆——景色和气味、在马拉卡斯湾游泳、人们热情洋溢的交谈方式。1966年，当他七岁时，被送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伊格很容易适应北方国家，他在英语学校打冰球，当他的父母将他和十一岁的弟弟安德鲁送到苏格兰东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时，他非常想念加拿大。多伊格讨厌严格的学术课程，三年后，他的父母让他回家了。“我们担心彼得会被开除，”他的母亲评价多伊格：“他一直是一个爱冒险的孩子，崇尚自由。”不久之后，全家再次搬到多伦多。多伊格在那里的学校表现很差。他和他的高中朋友主要对音乐和吸食大麻或LSD感兴趣

　　多伊格十七岁时辍学，在餐馆打工养活自己。之后他前往加拿大西部在钻井平台上工作。他在旅途中保留了一本速写本，那年秋天，他在多伦多的一所另类高中报名参加免费的艺术和英国文学课程。尽管他没有绘画天赋，但他开始考虑成为一名艺术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业余爱好者。）1979年，20岁的多伊格带着学习戏剧设计的想法前往伦敦的艺术学校——他认为未来的职业方向可能是设计唱片封面。在那之前，他真正想成为一名滑雪流浪汉。

　　他报名参加了温布尔登艺术学院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位学生邦妮•肯尼迪。她是一位蓝色眼睛的伦敦爱尔兰女孩，后来他们成为恋人。在温布尔登几位导师，尤其是一位技术老师的鼓励下，多伊格开始认真思考绘画。预科课程结束后，多伊格则被圣马丁艺术学院录取。

　　在圣马丁，他缺乏绘画技巧是一个严重的限制。他的一位老师举起了一幅多伊格的人物画，并宣布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作品。多伊格在圣马丁学院的第二年，通过摄影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他开始拍摄在杂志上看到的照片，然后将它们投影到更大的尺寸，并尝试不同的构图。起初，他用毡尖笔将他想要的细节和形状转移到画布上；后来，他改用木炭或稀释的油漆，快速而流畅地涂抹，投影图像是创作一幅画的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圣马丁学院的洛克哈特(GavinLockheart)对多伊格“将图像超越摄影复制品”的能力感到惊讶。他补充道，“彼得是一位糟糕的绘图员，但他会难以遏制地去做某些事。”

　　在圣马丁学院，多伊格感受到了当时多元文化的氛围，后朋克、新浪潮、新浪漫主义、早期的摇滚乐、嘻哈，这些风格在学校里混合共存着，这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时尚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和优秀艺术家。

　　绘画此时正也在经历一个浪漫的阶段，有很多关于崇高与超越的讨论，从戈雅、库尔贝、毕加索、马克斯•贝克曼到年轻的德国和意大利新表现主义者（巴塞利茨、波尔克、克莱门特）。1981年皇家学院举办的展览《一种绘画新精神》成为一道分水岭，展览中展示了很多当代艺术家：基弗、里希特、波尔克、巴塞利兹，施纳贝尔等等。从那儿以后，多伊格才意识到艺术世界里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绘画。

　　多伊格在圣马丁学院待了三年，又与肯尼迪一起住在国王十字区的廉价住处，并在免租工作室里作画，在艺术界几乎没有任何人的鼓励下，多伊格毫无疑问地知道自己是一名画家。

　　多伊格生长在北美，和纽约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八十年代，多伊格多次前往纽约，“纽约让你感觉，天哪，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多伊格接触到早期的摄影艺术，像Jack Goldstein，Robert Longo，Cindy Sherman，早期的嘻哈有关的艺术，还有更多来自芝加哥的作品，像H.C.Westermann，Ed Paschke，Roger Brown和Neil Jenney，“跟英国比起来，这一切似乎更加激动人心”。对于纽约和伦敦的波普艺术家产生重要影响的H.C. Westermann，多伊格喜欢Westermann带着幽默感看待生活的主观方式，即便是他在面对悲剧的时候。

　　1987年夏天，多伊格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伊格找到了电影绘画布景的工作——一开始只是绘画，然后进行设计。最终，他开始在格拉夫顿父母家度过更多的时间，他在谷仓里有一个绘画工作室。

　　1987年的一个晚上，多伊格从谷仓回来，看到了他妹妹索菲正在看的一部电影的录像带。那是肖恩•坎宁安的恐怖片《十三号星期五》，他看到的是谋杀案发生后的场景，一个惊恐的年轻女孩，独自在湖上乘独木舟逃脱。这个图像让多伊格想起爱德华•蒙克栩栩如生的画作。他被这个美丽而怪异的场景所震惊，当晚他回到谷仓，开始画画。

　　《十三号星期五》是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创作的七幅独木舟画作中的第一幅。对于后来的独木舟绘画，他拍摄了场景照片，并根据这些进行创作，但在第一次尝试中，他凭记忆进行绘画，结果是粗糙且不令人信服的。这个形象一直伴随着他。独木舟是一种脆弱、轻便的船只，它打开了加拿大广阔的内陆地区，对加拿大人和多伊格都具有标志性的吸引力。

　　1989年，多伊格和肯尼迪搬回伦敦。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学习，他知道他必须成为一名更好的画家。多伊格认为：“切尔西是一所真正的画家学校，学生们都年轻得多，正在开辟自己的道路。”特纳奖得主克里斯•奥菲利（ChristopherOfili）当时也在学院，他认为：“多伊格似乎有一种独特、新鲜的方法，他很开放、好奇、慷慨，是一个将继续绘画的人。”

　　多伊格保留了他在伦敦的旧工作室，里面有一张很长的、未使用过的画布，是他用缝合在一起的邮袋制作的。“有一天，我刚刚开始画一幅风景画，以一种我以前从未在画布上做过的方式——非常松散且流动，所以油漆会滴落到一些地方。”他说：“这就是我在蒙特利尔拍摄电影时画画的方式。我很清楚我指的是哪一段路，就是连接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401高速公路。”这幅画被划分为三个水平空间，从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方式。

　　这反映了巴内特•纽曼的影响——正如多伊格所说，“打开了他的思路”。他还说，孤独和神秘的气氛可能受到了辛迪•舍曼的《无题电影剧照#48》的影响，影片中一个年轻女子提着廉价的手提箱站在路的拐角处——人们通常称其为“搭便车的人。”多伊格的画作名为《搭便车的人（HitchHiker）》，尽管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但他说，这是“我在切尔西创作的第一幅我认为成功的画作”。

　　《搭便车的人》也让他萌生了将自己在加拿大的经历运用到工作中的想法。“我突然有了一个以前没有过的话题，”他说。加拿大对他来说一直显得熟悉而平凡，但现在，在伦敦，一切变得令人兴奋。在切尔西期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里，多伊格画了他所谓的“温馨”郊区房屋、结冰的池塘、滑雪场和开阔的田野。这些早期画作中的房屋看起来无人居住且荒凉，你可以透过树林或灌木丛看到它们，或者被飘落的雪花模糊。（他接着画了建筑师设计的房屋，包括勒•柯布西耶在法国布里耶恩福莱的住宅单元，半隐藏在树屏后面。）他画的是那些你必须努力才能看到的空间。

　　许多加拿大画作都出现在多伊格在切尔西的毕业展上，每件售价一千英镑，却没有人买。多伊格的作品仍然非常不时尚。一群年轻的英国艺术家（YBA）在伦敦占据了焦点，九十年代初期所有的话题都是关于达米安•赫斯特的甲醛中的虎鲨、特蕾西•艾敏的刺绣帐篷上面写着所有和她睡过的人的名字，以及其他新概念的挑衅。“当YBA浪潮开始时，我在切尔西的一些同学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多伊格回忆道。“从那时起我对当代艺术就失去了兴趣。”

　　《白晝天文學》 1997-98年 200 x 280釐米布面油畫私人收藏©彼得•多依格。版權歸DACS 2017 ©2017佳士得圖片有限公司所有

　　不过，一些艺术家注意到了多伊格的作为，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作品出现在白教堂画廊和蛇形画廊的群展中。他于1990年获得了白教堂艺术家奖，并于1993年获得了约翰摩尔绘画奖。虽然这些奖项没有带来销量，但奖金使他能够还清几年来积累的债务，并与邦妮搬进更好的公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塞莱斯特(Celeste)于1992年出生，两年后西蒙娜(Simone)出生。

　　多伊格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1992年，艺术家GarethJones在伦敦颇具影响力的新艺术杂志《Frieze》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琼斯对多伊格作品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描述，他认为这些画作“冒着法庭风险，在吸引力和排斥之间走在微妙的界限。”许多关键人物由此注意到了多伊格，包括著名的女画商维多利亚•米罗(VictoriaMiro)，她在伦敦的画廊虽小，但颇具影响力，偏爱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

　　1994年，多伊格在纽约的维多利亚•米罗和加文•布朗画廊举办了个展，这也标志着他与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Peyton)、里克里特•蒂拉瓦尼(RirkritTiravanija)等其他年轻艺术家的崛起。“彼得将不时尚视为一种资产，一种武器，”画廊主布朗回忆道。“在YBA的鼎盛时期，很明显他会比他们更长久。”1994年，他入围了特纳奖（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于当年获奖），一年后，他受邀成为泰特美术馆的艺术家信托人。

　　《Gasthof》是多伊格早期重要作品，画中有两个精心打扮的奇怪人物，头戴三角帽的男子像是拿破仑士兵；另一个身穿长袍的人像是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星星点点的夜空倒映在湖泊中，观众好像正在观看即将开始表演的舞台一样。

　　这两个角色源自多伊格还是艺术系学生时期，他曾在英国国家歌剧院做过七年兼职工作，帮助男子歌剧合唱团演员穿上服装。有一次演出后，多伊格和一位朋友偷偷穿上戏服和化妆拍了一张照片，多伊格就是拿破仑打扮的人。二十年后，当多伊格开始创作“Gasthof”并寻找两个人物形象时，他偶然发现了这张照片，这让他想起了狂欢节上的表演者。之后他在特立尼达感受到有钢乐队、“蓝色魔鬼”和不间断的街舞，其狂热的创造力可与新奥尔良相媲美的狂欢节。

　　2000年，克里斯•奥菲利收到在特立尼达的艺术家驻地邀请时，他也邀请多伊格同去，多伊格带来了几幅未完成的小画作，其中一幅是“Gasthof”的早期作品，两位艺术家进行了有趣的交流和研究，这些重新点燃了对《Gasthof》的兴趣，一年后他在伦敦完成了这部作品。

　　多伊格再次踏上特立尼达土地时，他惊讶地发现这里对他来说是如此熟悉和亲切。2002年，多伊格与妻子和四个女儿搬到特立尼达时，他们住在西班牙港市，他们原本计划只停留一两年，但特立尼达成了他们的家亿博体育官方App下载，多伊格在北海岸购买了一块土地，并在上面建造了一座房子。

　　特立尼达独特的人、景物与文化常常吸引多伊格的目光，多伊格曾对采访者说：“我觉得特立尼达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希望孩子们也能有这样的经历。”多伊格的新工作室由建筑师特雷弗•霍恩(TrevorHorne)设计，位于房子对面的陡峭悬崖上，很明显，特立尼达将继续成为他的主要基地。由于特立尼达距离赤道如此之近，那里白天的一半都是夜晚。在他的工作室可以俯瞰下方的海湾，迅速冷却的夜晚空气中充满了狗叫、鸟叫声和尖锐的的昆虫鸣叫声。

　　多伊格早期作品有一种明显的北方情感，但将工作室从英国搬到加勒比海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改变工作室、改变温度、改变湿度，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绘画，但直到你搬家时你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多伊格对此感叹。

　　多伊格在特立尼达的生活丰富多彩，晚上钓鱼、清晨打网球，还打乒乓球，他的灵感总是从工作室之外的生活获取。《拉佩鲁斯墙》是他神秘的画作之一，拉佩鲁斯是该岛的18世纪法国贵族，他在特立尼达创立了最大的种植园。画作中一个撑着阳伞走路的男人，身形缥缈。他身旁的高大混凝土墙就是拉佩鲁斯公墓的墙壁。“多伊格以前经常在城里看到这个撑洋伞的男人，他就拍了照片并画了许多关于这个人和墙的草图，他想捕捉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中那种“有节制的静止”。

　　电影对于多伊格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他在特立尼达找不到一家播放非正统电影的地方，他就和特立尼达艺术家切•洛夫莱斯(CheLovelace)于2003年创办的一家电影电影俱乐部，这个灵感来自多伊格在伦敦接触到的一些通宵电影院。每周他都会制作海报，并邀请艺术家们到电影俱乐部里观看电影。他也是通过俱乐部开始接触特立尼达的生活和文化，已故的雕塑家和画家恩巴的一个装扮成蝙蝠的男人的鬼魂形象启发了多伊格的两幅画作。

　　多伊格与克里斯•奥菲利的友谊在特立尼达加深了，奥菲利在北海岸多伊格的家附近建造了一个周末度假胜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多了解——家庭、自我、工作、成功和失败。达到这种程度的亲密感并能够谈论无形的东西并不容易，而且它对于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我唱歌不是因为我高兴。我唱这首歌是因为它是关于幸福的。恩巴，2017 照片：由纽约/伦敦 Michael Werner 提供

　　多伊格的作品拍卖价格在他离开伦敦后开始突然大幅上涨。多伊格的大型画作私下售价不到十万美元，但2000年后价格开始迅速攀升，他与约翰•柯林(JohnCurrin)、吕克•图伊曼斯(LucTuymans)、马琳•杜马斯(MarleneDumas)、尼奥•劳赫(NeoRauch)等具象艺术家在艺术界日益崭露头角。

　　2007年，“白色独木舟”以113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多伊格感到措手不及。“这确实减慢了我的速度，”他说。“你会被视为一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作品只有超级富豪才会感兴趣。”

　　近期，多伊格与合作多年的Michael Werner画廊分道扬镳，这也许源于他对传统画廊业长期的不满。但多伊格专一地坚持以绘画作为创作媒介，心无旁骛之心始终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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